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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全國兩會·前奏|全國政協委員、佳都科技董事長兼CEO劉偉:新基建應放開市場準入 降低民間投資門檻

媒體報道 |2020-05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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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基建將成為未來三年中國拉動投資最核心的方式之一。但如果政府不能在考評考核機制上做出改變,極有可能會對‘新基建’帶來負面影響。”全國政協委員、佳都科技董事長兼CEO劉偉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內的媒體采訪時直言。

這已是他連續第二年在全國兩會上針對“新基建”話題準備提案,今年擬向大會提交《關于在新基建投資大熱的背景下調整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方向的提案》等5份提案。他建議,針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,應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有序推進新型智慧城市等新基建建設。

但同時他也提醒,“新基建”投資回報慢、過程長,地方政府長期存在欠款問題,民營企業拖不起,這將嚴重影響民企民資參與投資的熱情。需要建立地方政府拖欠賬款問責機制,為民營企業掘金“新基建”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。

民營高科技企業的“新”機遇


隨著全國疫情防控形勢積極向好,國家復工復產進一步開展,全國迎來新一輪項目投資開工熱。“新基建”作為穩增長的重要力量,一度成為投資大熱門。

據不完全統計,目前關于“新基建”的擬投資規模已超40萬億元,包括北京、福建、河南、云南、廣東、江蘇等多地發布了2020年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清單。

對于新基建的“新”,劉偉認為體現在三個“更”上:涵蓋范圍更廣、更能體現數字經濟、更好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。“新基建與傳統的‘鐵公基’不同,國家加大對5G、人工智能、軌道交通等新技術和新產業的投入,給包括佳都科技在內的民營高科技企業帶來很大的新機遇。”

劉偉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,之前鐵路、公路等老基建項目,民企參與并不多,但民營高科技企業在“新基建”領域更具競爭力。“尤其是憑借其在技術、人才上的大力投入和靈活機制優勢,搶占了很大的市場空間。”

民營高科技企業面對新機遇,往往需要更靈活的參與機制做保障。當前,民間資本進入新基建領域仍處于弱勢。為此,劉偉連續兩年針對這一問題提案。

為鼓勵和撬動社會資本有效進入新基建領域,劉偉去年向大會建議,地方政府需取消和減少阻礙民間投資進入新基建的附加條件,真正降低民間資本門檻,打破“玻璃門”“彈簧門”等現象。

而今年他將繼續這一建議,提出改變“新基建”建設模式,由政府主導的單一模式向社會共同參與、聯合建設運營的多元化模式轉變。一方面,在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范并推動PPP,避免明股實債等,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,拓寬融資來源;另一方面,建議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,擴大投資主體,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。

助力中國經濟“彎道超車”


談及廣東此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經驗,劉偉認為有兩點值得向全國分享。一是政府部門反應速度快,及時精準地針對企業出臺暖企政策;二是善于將高科技手段運用在疫情防控中。

劉偉拿佳都科技舉例,疫情發生之初,企業復工復產壓力大,但很快就收到了稅務等相關部門的政策反饋。稅務等部門得知企業在復工復產方面的困難后,迅速出臺相應政策,例如減免稅費、延期繳納社保等一系列政策,切實緩解了企業的生產經營壓力。“于企業而言,如果沒有政府如此迅速的支撐政策,企業很難迅速地恢復信心。”

他當前最為關心的是,政府相關部門能否對暖企政策進行延續。“實際上,企業除了一季度,很大一部分生產、經營壓力是集中在第二、第三季度。廣東民營企業眾多、穩就業壓力大,希望接下來政府能夠出臺更具廣東特色的延續舉措。”

此外,劉偉表示,作為有著超千萬人口的超大城市,廣州有上千個社區,人員往來頻密,靠人防排查難免疏漏。借助信息化、大數據手段的“穗康碼”應運而生,通過登記實現出行軌跡一鍵查詢,重點人員跟蹤觀察,運用大數據打造出一個疫情防控的“智慧云腦”,大大提高了防控的精準度,并在廣州各區快速普及運用。

劉偉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,利用科技防控就是國家為何大力發展“新基建”的一個縮影,新基建代表著中國經濟轉型的方向,會助力中國經濟實現“彎道超車”。

建立地方政府欠款問責機制


在“新基建投資”大熱的當下,劉偉也提出了一些他的“冷思考”。

一方面,民營企業“拖不起”。“新基建”投資支出并不能在短時間內產生效益,部分企業承擔的壓力巨大。另一方面,“新基建”受新一輪投資追捧,要防止過度建設帶來潛在資源浪費風險。

“民營企業多數資金緊張,本來是想通過參與新基建來對沖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業績下滑,但有些地方政府拖欠企業資金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。”劉偉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,如果不解決欠款問題,可能參與新基建反而受拖累,這將嚴重影響民營企業、民間資本參與的熱情。

“政府考評機制只考核投資了多少,沒考核有沒有欠款情況。”對此,劉偉在《關于切實減輕民營企業負擔 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的提案》中建議,建立清理和預防拖欠賬款長效機制,建立地方政府拖欠賬款問責機制。

例如,加快及時支付款項有關立法,從賬款的支付時限、支付責任、處罰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確規定,解決拖欠賬款中的“三角債”問題,防止出現“邊清邊欠”“清完又欠”等現象。

再比如,加大問責力度,提高拖欠失信成本。“地方政府的信用比黃金還重要。如果不能建立強大的問責機制,可能對這輪經濟恢復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。”劉偉建議,建立健全舉報機制,實施黨政領導欠款責任“一票否決制”等懲戒機制;同時將清償欠款工作納入黨政領導考核機制、績效考核及營商環境評價機制,加強清償欠款工作的督辦。

“新基建以前更多是概念,現在已經成為社會共識,這是很大的變化。新基建有些泡沫也很正常,但關鍵是把握住未來主要的發展方向與規則制定。”劉偉說。

文章來源:21財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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